从懂事起，我就一直怕高，每到新年登高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比赛上下山，我却始终攥着妈妈的手或衣角。恐高并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但它限制了我感受快乐的范围：在朋友们玩过山车、海盗船，在近些年景区里特别流行的玻璃栈道上打卡拍照的时候，我永远是可靠的行李看管员。曾经，我幻想“长大就好了”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恐高，但在前两年和好朋友一起登华山，她因为手心出汗了想擦一擦（我请求她在靠近山顶、石阶外就是万丈深渊的一段务必让我牵着），没有预告就把手抽走了的时候，我不受控制地哭了出来，在周围游客错愕的目光中又给自己添了一段“黑历史”。那时我知道，“长大”治不好恐高，或者至少没治好我的恐高。
——邓婧文
本文选自《千奇百怪的恐惧与狂热》译者前言。
恐高的真相
文 | 邓婧文
来源 | 《千奇百怪的恐惧与狂热》
在刚刚开始翻译《千奇百怪的恐惧与狂热》时，我对恐惧症和狂热症的认知还停留在恐高症、幽闭恐惧症、不洁恐惧症（洁癖）这些常见病症，对目录里的棉花恐惧症、气球恐惧症、计数癖等完全摸不着头脑。我曾在心里暗暗嘀咕，这不会是一本哗众取宠，为了迎合大众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的趋势胡乱拼凑出来的猎奇病症集吧。不过，随着翻译工作的推进，我逐渐理解了这本书能够吸引大名鼎鼎的惠康收藏馆参与出版的原因：它绝不是博人眼球的读物，也不是枯燥的病症诊疗手册，而是一部充满了人情味和趣味的历史故事集。在这本书里，病症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五花八门的恐惧症和狂热症像是色彩、形状各不相同的彩色玻璃，每一块上面都刻着独属于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当所有玻璃拼在一起，一扇名叫“人性”的玻璃花窗就诞生了。
恐惧和狂热是人类进化和个人经历留下的“伤疤”，是人类潜藏的动物本能和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
1852年，英国的一间精神病院里正在进行一场“偷窃狂欢”，一名患者不停地把叉子、勺子、睡帽、手帕、破布、烟斗藏进衣服里，不一会儿，这个又瘦又高的病人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大了一圈。1896年，一位旧金山富商的妻子在英国旅行期间被指控偷窃，警察从她的酒店房间里搜出了带着价签的貂皮、兔皮、黄金手表、钟表、扇子，还在她的皮箱里发现了几个刻着酒店标志的烤面包架，这位女士并不缺钱，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偷窃呢？
心理学家发现，偷窃竟然有振奋人心、缓解焦虑的效果。偷窃癖患者总在偷窃前感到压力极大，而一旦开始偷窃，就发自内心地感到愉悦、轻松、满足。一些人还会在偷窃的时候冒出“被偷是他们活该”“我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我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的想法。了解了偷窃癖背后的心理活动后，人们便可以用药物、厌恶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多种手段治疗这种疾病了。
我还在书里找到了恐高症的答案。原来，人们在1887年就发现了恐高症，受恐高困扰的人更是占到了全世界总人口的1/5。更让我惊讶的是，心理学家相信恐高症患者害怕的不是失足跌落，而是自己“想往下跳的本能”，许多患者表示站在高处的时候总感到有一种“坠落的奇异快感”在诱惑自己，部分患者甚至要抓住栏杆或身边的人才行。在心理学家看来，恐高的人真正害怕的是自己的原始冲动，也就是纵身一跃或展翅高飞的愿望。
恐惧症和狂热症是文化的产物，每当我们发现、定义新的病症，都是对自我认知的一次革新。
2019年，艺术家卡桑德拉·格林伯格因为严重的洁癖在伦敦的一间精神科医院接受治疗，可不过半年，她的治疗就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被迫中断了。政府要求人们采取防疫措施，而那些措施恰恰是格林伯格想要摆脱的行为。这位艺术家说：“洗手突然变成了拯救国家的行动，人们蜂拥到超市抢购抗菌皂，我的‘病态’成了新的‘健康’。曾经的‘疾病’被重新定义成了理智和负责的表现。”因为疫情，洁癖变成了正常的、谨慎的、明智的行为，甚至成了关爱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方式。
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可能已经患上“无手机恐惧症”。2012年的一项研究将手机形容为“21世纪最严重的非药物成瘾”，还有学者将手机和赌博、酒精归为一类。但在人类学家安珀·凯斯看来，手机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控制、调整自己的公众形象，说什么话、发什么图全由自己决定，对无手机恐惧症患者来说，只有这个空间才让他们安心。今时今日，通过手机购物、导航、问诊、验证身份、预订飞机和火车票都已成为日常，害怕和移动设备分离似乎不再是病态的表现，而是一种合理的担心。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坐上了一张可以自由穿越时空的魔毯——我去到了19世纪的法国，看到一个年轻士兵因为被迫洗澡活活吓死了；我还去到了20世纪的维也纳，看到弗洛伊德正在办公室里给一个特别害怕马的男孩做精神分析；转眼间，我又出现在了苹果公司总部，听一位设计师介绍他们的产品之所以没有按键，是因为乔布斯害怕纽扣。
THE END